读书笔记两篇

Ⅰ、关于坂本之建筑与建筑之本性

 

很多摘抄自“城市笔记人”老师的文章,结合自我总结而成。

关键词:A、日常性 Bcommons空间 C、期待与体验

 

 

坂本的建筑,吸引我的就是作品所包涵的对于“日常性”的理解。“日常性”这个词,像列斐弗尔那么哲学地说,像雅各布斯那么记者兼母亲兼市民地描述,不是绝对地难,难的是你怎么在建筑的身上、在它的空间、在它的设计、在它的体量、在它的基地感、在它的细部上体现出来。在坂本的建筑和主人之间,提供着一道多于一般建筑所拥有的层次,就像住于“大头鞋和脚掌之间的毡鞋垫”。

在坂本老师建筑的剖面中,会有很多奇怪的尺寸,比如窗台外漂400,内漂320,架子深为450、520等,并非我们常用的尺寸。在一次会上,有人问起这些尺寸的缘由,坂本老师并没有直接地回答,而是说,文丘里的《论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是本重要的著作,他的理论非常精彩,但建筑并不怎么样。他作为后现代的建筑师,把建筑撕成了内外两张皮,外面的立面成了唤起某类记忆的符号,承担了视觉联想的功能,而内部则是一个该干嘛干嘛的实用空间。换言之,后现代建筑师都忙着去排列组合视觉形象的象征意义去了,以为人类的感知和意义认知,仅仅是通过眼睛的阅读来完成的,而不需要身体的全方位体验,而坂本老师的建筑却不是这样,强调的是全方位的体验。

 

他说,现代主义的功能论者,强调功能设计在逻辑学上“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文丘里的兼容说,文丘里的复杂和暧昧说,对于坂本的启示就在于,你可以寻找多对一的关系。至此,坂本也部分地回答了最开始那个问题,那些架子和格子们,不是只能成为书架,也可以是博古架,也可以放衣物,还可以放其他器物。此外,坂本老师对于住宅的大小,连通开门与封闭的可能性,都做过了“留一手”的这种长线的预判照顾。他送给使用者一双鞋,还送给他们一双温暖的鞋垫——架子、格子、家具、窗台的在场或是撤离——空间也就出现了微调和改动的可能性,于是乎,在设计空间的同时,也设计比人体尺度巨大得多的墙面、隔断、架构,在坂本那里,常常会一石多鸟,墙面因为划分,走向了细部和人体的微小尺度;空间因为有了分隔,变得在连通的同时有了局部的特点和差异性,设计出来处于半抽象状态的一个架子对应着多种活动的可能性的空间。事实上,也在暗自地等待着某些而不是所有活动的发生。坂本老师的建筑,因此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呵护,以及对于家庭更迭和个体成长过程的期待、预盼、事先的准备。当人们已经熟悉了那鞋,可是脚已经长大以后,抽掉鞋垫,那双老鞋仍旧可以再穿若干年,在这一点上,东方人的思路就是会未雨绸缪精算地过日子,正是“空间的日常性”和由此衍生的生命“哲学”。

 

(后来再次追问坂本老师,是不是您的住宅里因此会有很多尺度?是不是您的住宅里的尺度们不仅仅遵照“身体”,而是遵照着房子里的“具体的我”?坂本回答说: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坂本所言的尺度感是多重的,并且所谓“过大”或是“过小”,都是尊崇着房子里具有思想和感受的那个具体的人物而言的。)

 

(关于“建筑的等待”:那些劳动付出多的,虽说未必都会被体验到或是呈现出好的结果,但是这种投入就像罗西说的,是石匠扔到屋顶上的大石头,能量储藏在高处某一天掉下来会砸死过路人。建筑中,好多东西是设计师埋下的期待——那些时刻可能永远都不会来,或是被使用者体验到,但是一旦被体验到:哦,原来这个窗子望出去是北极星座;哦,原来这里对着的是祖庙上的大树;哦,原来这是整个家族要走过的一条小路……这个时刻,建筑就开始用另一些方式在跟使用者说话了。而中国建筑的普遍问题,要么是建筑话语太强势——像中国馆,要么就是太弱智,就是你读多了它们就是哑巴或者说着错乱的话。

黄印武先生在云南的那些改造,我其实在图上就感到一层一层的故事,它们的某些期待无需说出来,却在很久以后,可以被体验到……注:黄印武《在沙溪阅读时间》 仅淘宝有售)

 

坂本老师比较“不着相”、“不落窠臼“,问他的所有问题都会被化解成N种答案,比如问到细部设计的问题,他立即提醒,即使是细部设计也应该有一种大局观,像这次展览,第一次在东京展出时,展廊很小因此照片做成了小条幅,而到了慕尼黑,空间巨大且高,照片则做成了4M高的巨幅照片,而到了同济展览的时候,则又有所不同。继而又提到了日本和中国,日本是个岛国,所以无需将自己封闭,都是向自然敞开或是半敞开,并且老街道与村落都很拥挤。在有限的空间里,必须把细部做好,人们感知建筑的方式就是从细部开始的;而在中国,建筑更多是以整体存在的,如果把日本的细部贴过来,则是造作和琐碎,这是空间上的区别;而时间上,40年前,由于日本社会状况很糟糕,所以他坐的东西就是“盒中盒”(BOX IN BOX),做得很封闭,给使用者的一个“补偿”就是把窗子做得外凸并且很大,而到了现在,则建筑自然做得开放得多。

 

坂本老师在COMMON星田用的方法就是将建筑优于规划,自下而上地先确定建筑,然后才确定街道,如此道路(规划尺度)就自然属于建筑(身体尺度),亲切感油然而生;反过来建筑属于规划的话,无论如何调整建筑,都永远处于规划尺度(土木尺度或汽车尺度),这就是坂本所谓的对制度的错位思考。坂本的建筑也并不是日常,而是日常的诗学,来源于日常但不仅仅在此停留,必须找到升华为诗学的方法——错位的思考,刚才规划和建筑的例子即其一。而坂本每次做设计时都试图通过观察找到这种制度,在错位的思考中找到最大的可能性,这种对原有日常制度的攻击中,紧张感就会产生。制度是什么?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惯习,无意中的惯例等等。它无时不刻地不在约束着我们,只是我们的无意识忽略了它。坂本将这些惯习剔除掉的目的就是试图还原那本有的建筑,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着的“什么是建筑”。

 

坂本建筑对待日常性的话题上,既不是以牺牲一般人对于建筑的期待为代价的(而安藤的你就得牺牲一点日常性期待),也不是仅流于日常性的套路(就是单纯地认可了制度和机制,比如房子就该从路网做起,房间就该是主人认为的大小)或者你的、我的、他的、基地的要求的全部物理叠加(那样的话,他的建筑会很被动,也很臃肿)。这里面似乎的确存在着建筑师的另一种我们都不太强调的能力:保持着各种关系的对话的开放与控制的能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可能在坂本老师那里是不太会有单纯的“物体”或是“房间”的,那些“物体”和“房间”的所谓使用功能的梳理,一定是你处于诸多的关联和过程之中的。比如,坐下来吃饭,可能在坂本老师那里就不止是一个“吃”的一种行为,而可能同时联系着“吃”之前的吸收、“吃”的过程中聊天与看风景,吃完了之后品茶的尺度,这么一连串既有纵向时间上行为连续性的考虑,也有横向共时尺度上的大家坐在一起的尺度的考虑的东西。

 

坂本既考虑“物”之本身,又照顾“物”的环围,以及我与物相望的可能性的。他的建筑若是在比较自然的基地上时,会让建筑本身的表达比较绽放,像结构、细部都会跳出来;而一旦进入较拥挤的城市街区,坂本建筑就发生了设计上的收敛,不太愿意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这就是不断地在考虑“物”之环围与关联的体现吧?就像推太极:你来我挡,你退我进。又好比东工大入口处的藏前会馆,有好几个方向的人流,一般建筑师会把跟自己建筑无关的人流推到街道上去,送给人行道,而版本则悄悄地把起码两个流行基地的人流,吸纳到了建筑内部:一条,通过内部的长条广场,实现了过路人的自由穿越;另一条,是在二层的廊桥和屋顶上,形成了另一个方向的穿越,自觉地悄然有效地吸收了过路人,并通过他们将本就沦陷为日常使用的会所,注入了某种新鲜的可能性。

 

在坂本的建筑中,还存在着一种“即物性”。以前硬币——头像——象征,黄土——故乡、国家,筱原一男一代还肩负着将传统日本翻译到现代日本建筑中的重任,在他们的建筑中,关注的是国家性、民族性,和风的现代性问题。而坂本的所谓“即物性”,正是对筱原这样一类的象征性的二次消解,换言之,他不希望再有一个遥远的历史远远地等在建筑外部去被象征、被召唤,如果有,也在场。

 

坂本老师抛弃或者扬弃了什么呢?起码,他不再总想着对于国家性、民族性在一个房子身上的象征,起码,他即使用了类似文丘里母亲住宅那样的悖论建筑表皮,他还是赋予立面边端的类似假面的墙,背后是一个储物的空间。这里没有符号,没有建筑作为美丽的艺术单体,而是希望混入却又屏蔽着当代城市,连自家的顶棚都用胶合板钉上,防止材料太过高贵对主人的压迫感。说来,像不像禅宗公案里的那杯茶?一个喜欢象征的和尚打掉另一个和尚手中的茶,故意说:可惜了茶中的大千世界。而那位喜欢回到世界本身的和尚则说,可惜了一杯好茶,而已。

 

KIRK老师的“日常性”:

KIRK老师的本事就是能够指导自己的学生能从日常性的视角去看建筑的窗子、走廊、阳台,今天大多数的建筑师,都把建筑的地气接到了哲学上或者是接到了艺术史上甚至计算机上,唯独不愿意接到日常生活上。

 

一堆物体,留在了一张桌子上,上面有一份报纸,一只咖啡杯,一副眼镜,一支铅笔,一个烟灰缸。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在这样的场景中推断出之前坐在这里的那个人的身份。虽然会出错,这样的过程却证明了,多数的人在习惯了一定的社会性经验或是自观判断之后,是能有意无意地觉察到痕迹与事件的多重可能的。

 

有人不知道研究了这堆物体和建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首先我们所谓的尊重他者,如果上升到“主体性”的层面,就是把他者当成活人活物活世界,不要轻易地踏平人家的家;其次,这堆由他者留下的一堆物品,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尽管看上去是——它们是一堆带有意向性的举止行为的后果,比如:眼睛的位置,报纸的折叠等等。有些建筑师,比如ALTO,就喜欢研究这些东西,才能在最微妙的地方,加入了设计——好比桌面要防滑,烟灰缸不要太凉。

 

设计不是一个建筑师想当然的事情,尤其不是向对象强加模式的事情。如果有一个时刻,建筑师认为自己纯粹是多余的,那么他的心中不止是他自己,而不像笛卡尔教出来的设计师,认为不去画两笔,手痒。)

 

 

 

在坂本老师曾经带的东南大学的一次设计中,他不断地跟学生们强调COMMONS空间,这种空间并非PUBLIC,也非SEMI-PUBLIC,而更像是一种“共管”的空间(或“共有”的空间)。他会不断地追问学生,你的这个咖啡厅是公共的还是共管的?如果是公共的,怎么这么难以到达?倒像似成了少数人的小集体空间?坂本老师在这门旨在把建筑学的同学引入当代城市的真实与理性思考的课程设计中,并不是泛泛地歌颂一遍市民利益,服务大众的口号就完事儿了。坂本老师是在建筑师设定空间属性,以及那种空间属性应有的地点位置和流程特征,作为介入“建筑与城市”关系为具体出发点的。换言之,设计师必须在大的地块上,排布众多建筑物和空间领域时,需要设计之初就能确定不止是使用规模和内容,还要真正地确定“法权属性和使用者的领地感受”。比如,如果你的设计立意是要让建筑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包括拾荒者,你就不能再弄一个岗哨外加一道网。

 

其实这也是东工大建筑教育的一部分,就是要由城市专家引导建筑的同学认识到他们的空间设计其实是有城市属性的,根本不抽象,而是你每下一笔,每弄一个大或是小的空间,每拉了一条廊、一座桥、一条路的时候,你也就在组织着那个空间里城市角落里的法权、领地和社会属性的可能性。不是不可以设计COMMONS空间,而是不能一边设计着COMMONS空间,一边还以为这是在为全社会服务呢。坂本也正是在提醒中国的设计师,不能无端端地把城市的公共资源就小团体化了。

 

评图的时候,几乎每组坂本老师都指出了尺度比例的问题,无论是广场、道路还是建筑体量,包括后来特地另外指出的平立剖表达问题,该强调的是人与身体有关那条空间线,而不是有什么画什么。所有这些都是要求设计从“人”的角度出发,并且明白每一个动作的目的。

 

说到底,坂本老师强调的是“平权”。在这个时代里,商业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通、流动,利益最大化、分解、再细化,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可是就建筑所必然涉及到的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问题,我们如今看到的是越是新城或越是老城市被改造出来的新楼盘和新区,就越是没有孔洞和平权,也越没有开放性。城市里的建筑,最愿意挡道的,反而是什么市民中心之类的建筑。在我看来,坂本老师的方法用到城市尺度身上,就是最生动的城市设计。因为这立场总在不断思考,公与私、内与外、左与右、前与后、人与人、人与物、当下与未来、过去的已经存在与“我”的介入,这么多重关系的平衡。

 

如果说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话,最该学的社会学伦理和话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建筑作为人类的具体生活场所,在建筑内外、建筑中的房间内外、在建筑群的内外、在接到内外,那种建筑与生俱来的“公”、“私”、“家”、“族”、“人”、“我”、“他们”、“你们”、“大家”等等这些关系的衔接、并置、容忍、对比与过度。这不是什么建筑形象上的问题,而是城市设计的核心议题之一。当我们特别关注从基地上各种人流、生态、气候、公共与私密性等条件的梳理,一步步向前推进时,建筑(形体)会慢慢“推导”出来,这样,便是形态消解的意义。如果城市设计总是关于“联系”和“关系”,调查土地的基本权属,土地过去、现在的建筑物被使用的过程的各层次的属性——公共、半公共、私人、小组——以及调查人流现状的习性、使用的习惯,从群体的节奏(比如一日、一月的模式)到个体的习性(即身体的动作和感知过程,比如过密、过空、过于无聊……)然后去走向设计的浓缩、归纳或是放大、扩充,才是从“社会性”走向“空间性”的延绵过程。

 

在香港本土设计师严迅奇曾经做的巴黎巴斯底歌剧院设计中,他为了做那个设计跟太太差不多在巴黎徒步闲逛了一个月,后来他说我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这座巴洛克城市的节奏了,我走在每一条小巷里,会看到街两旁的人在打招呼,人们出入在咖啡店里。而在大街上,建筑因为没有电梯的约束,住宅的高度都差不多,各类公寓的楼房的屋顶,形成了略微的起伏……设计歌剧院的时候,既想着怎样要让歌剧院的内部功能合理,又想着怎样让我设计的建筑符合巴黎的节奏,最终我想到可以把我设计的旋转舞台突出出来,成为类似穹窿一样的东西,作为两条街的收口。还有,我把演员的化妆间面向小巷的那排咖啡店,这样休息的时候,街上的FANS就可以透过玻璃窗和里面的演员们打招呼了。

 

在那个年代(1980s)建筑师能想到的是怎样设计完了功能和空间,然后给建筑贴上一幅文化意义的象征性的山花或是立面,而严迅奇给出的设计,起码是来自一种对于城市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解读。这时,我大抵明白了设计城市和建筑,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不是靠拍脑袋去设计,而是寻求一种编织的方式,能够把新的建筑沿着旧的建筑和生活的肌理,给微妙地编织进去。

 

在同济做设计的时候,有位老师很喜欢领着我们逛街,看人生、看世界、看场景,然后叮嘱我们记录场景里的人物、片段,总结物质空间的结构与生活节奏的关系;看事件,比如节日对于建筑使用的改变,特别是揣摩什么是一个地方相对稳定的生活肌理。在这一点上,没错,我的确认为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都跟基础的人类学教育有关,去关注人类的基本思想、生活和历史。

 

这也许亦可理解为建筑的“在场性”,我非常喜欢去现场调研,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中,发生了重要变化的一步是它转向了参与性的在场观察,不管是哪个学派、哪个门类的人类学,能够学习一种语言、涉入一种生活、感受别人的命运和日常世界而不是道听途说、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旅游者,那是完成所有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的必要条件。我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趁着年轻多去做些调查吧,理论可以阅读、可以总结,但可以悠着读、老来读,调查却只有年轻体力好的时候才可以做。她曾经有差不多6年的时间,就蹲在河北与山东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见证着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普通乡村妇女的生活改变……而费孝通先生与张之毅先生,曾经也在云南的村子里待过,对家庭结构的描述、对云南小气候的记录、对于土地的各种分类和认识,都是我们如今做设计时最宝贵的参照。另一位老师,则在广州周围的村庄里不知出没了多少次,对那些村落的历史、一个村子的宗祠与山头的关系、大宗祠与小宗祠和街道的关系,都有了深入的历史了解。他已经不再仅仅靠类型学去做判断了——而许多建筑学者,宁愿去讲一个类型学化的北京四合院,却不愿意去讲具体的梁思成故居、和珅的豪宅。不知怎的,建筑的学者们都学会了“科学化”,喜欢把北京的各个时期的住宅都抽象一遍,然后萃取出一个理想的四合院模型来,犹如柏拉图的图式,可以指导历史、指导未来。

 

在一位师兄的短文中,开篇即是一句“张阿姨的房子在下雨的时候是漏的”这样的描述,令很多人心动。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很多人,脱离了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某种身体体验。如今,孩子们进入大学,可能连基本的人情世故、家务劳作、土地植被、材料特性都没有了直观的体验,于是很多设计就成了效果图设计,一笔下去,扫掉一片房子,两笔下去,少了一片农田,三笔下去,河流被改道。这是在中国无处不在上演的情景。我不浪漫痛苦或贫穷,我不愿意把社会的问题都归咎于某个富有的阶层,我也明白不论你怎么靠近,你还是你,他还是他,但我以为,建筑或是设计,多数时候不是只为自己、只影响自己的设计,而是关乎许多“他者”的生命。缺乏对于“他者”的基本认识,甚至缺少了对于日常世界的基本经验,就是设计出来《阿凡达》又如何?有位老师告诫他的博士,深刻理论阅读很好,多阅读很好,但选题要问问自己,什么是痛?是你自己生命中最令你柔软的地方,才是你选题立项的出发点。

 

Ⅱ、关于城市的“日常性”

 

关于城市的更新与设计,我认为“日常性”同样适用于此。冯纪忠老先生曾经说过,人的肤发每日每时都在更新,为何不觉痛楚?原因就在于这种新的肤发之生长,不是做手术,不是摧枯拉朽般地(而这正是当今中国城市更新的主流方式),而是渐进式的。大规模地一次性地改造上海的肌理,对于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摧残最大,本来熟悉的巷子和生活环境,本以为可以安度余生,一下子给弄到郊区,要适应很长时间。一座建筑是有生命周期与节奏的,厂房或许四十年,大教堂也许一百年,而现在的很多建筑,都在不断地折腾着。总体来说,喜欢折腾的都是有权人,一般的老百姓过日子,特别是有恒产者,都希望能够把祖业传上三世。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好好地研究城市里建筑的自然周期、文化周期和历史价值呢?为什么不能等待、不能一点一点地更新街区呢?雅典、东京那些老城,哪里不是都有补丁?哪里不是都有钉子户呢?事实上,多样化的城市才是最美、最有活力的城市。

 

如果说历史建筑有什么好保护的,我认为那不止是保护那种形象(类似类型学那种方式),或是拆了重建、建了再拆。而是要想一想,那些建筑当时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很好地活着?我们怎样可以看到过去的建筑的活法与今天建筑的关系?如果一个建筑已经成为“文物”,即表示它很可能无真实的活着的主人、归属社会和国家、使用价值基本消失,则主要成为历史遗物,具有集体的纪念性价值和研究价值或艺术价值,只能是延缓其衰老(保护手法上),用各种措施去加固它。但是我们不能将文物与这种纪念物相混淆。比如一座寺庙,原来是清代的或者明代的,如果人家想拆了重建,我个人不认为那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因为它是“活物”,只要那宗教和记忆足够强大,建筑的生命是会完成一次更新的(比如深圳新建不足30年的弘法寺),但是往往我们目前的落架大修,其实是把寺庙变成了旅游景点,什么宗教全没了。

 

事实上,人类的贪婪是自古有之的,比如文艺复兴事情XXX的例子。而目前出于利益,国内都愿意推到一批真文物,再造一批假文物,老百姓也没有异议:有就不错了,哪里管得上质量?所以对于拆除改建的东西,重点并不在于拆还是不拆,在某种情况下,拆是可以接受的,但重点在于:1、新的东西,不管是全新的还是改建的,最好还是要对得起倒下的东西。2、即便是文化再造,还是存在着比较顺畅的“续存”、完全虚构重建和虚构成次品的区别的,而诚然,不管大栅栏改造得多么后现代,只要有足够的人流、足够的时间,它们都可以融入城市,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托词,不同建筑师来做还是有着不同的照顾、兼顾,和水平差别的。

 

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新建的建筑中,会不会因为某种策略、设计态度使方案A比方案B在某一块基地上更具有“人性”呢?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条件就是1、你新来的建筑讨不讨人嫌,是不是一来就代价惨重地折腾人家的生活?2、你新来的建筑,有没有退隐到一定程度,是否在人家需要你的时候才站出来?而不是一崭新,就花枝招展地沿着马路接客;3、一个新建筑,有没有保持住这个建筑原有的线索或是角落,也很重要。古代人要做到这一点,是把家乡的旧土和庄稼埋在地下,如果是公共建筑甚至采用活人祭祀,但是一般的建筑,也需要类似的手段。这样,才是一个建筑,站在那里之后,让一个地方不断聚集某些线索的开端。

 

关于城市的更新、拆与不拆的矛盾,讨论已久。又比如,上海的提篮桥地区,政府列为保护却无力修缮,这样的保护意义何在?拆还是不拆?我想正如某位学者曾经指出意义:当某些历史建筑成为文化保育的关注点时,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其实已经消逝,或者说处于无法挽回的消逝当中,一旦当人们意识到某建筑所承载的文化时,正是说明该文化已经与当下的生活疏离,缺少了社会生活的支撑,比起博物馆中僵硬的文物,只不过是半死不活而已。那么是否更加没有必要保护?

 

因此,在我看来拆还是不拆是to be or not to be,不是一个好问题。更值得反思的应该是HOW的问题:如果拆,如何重建?如果不拆,保育如何做?如何让古迹不僵死,如何让不论新旧建筑都融入所谓的urban fabric?

 

甚至也有人认为,现在老百姓本身很希望拆迁以改善自己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一方面,我们不能剥夺农民向往城市生活和现代消费的欲望,除非你能剥夺城市中国的贪婪;而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自尊、自爱、自持,这是一个觉悟和自觉的过程,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分开来结果和过程,即便是相同的结果,也会因为过程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是农民自己选择区拆老房子,最终变成了现在这样,和你去拆老房子最终变成现在这样,性质是不同的。

 

如果是斗拱,可能真的过去了,随着历史车轮过去了,可这历史文脉是条河怎么办?过去200年里,一个地方的人一直住在河边,没有污染它没有切断它,然后也不会有泥石流,那怎么现在就泥石流了呢?即便大屋顶消失了,那过去人们跟这水所形成的历史经验或者教训,算不算文脉呢?如果不算,那好吧,继续填河,然后下水道堵死,把问题留给未来;如果算,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微观到中观、到城市尺度,都想想该咋办呢?

 

像过去人们砌砖,空心可以防潮,这种做法对于今天的现代建造一点启示都没有吗?如果有,那算不算文脉?如果过去人总在河边留有洪水冲过去的通道,那我们的房子为何要建到河道里去呢?这算不算文脉?

 

我们需要保留的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周围环境的尊重和热爱之情,可能这种感情于古于今都是共通的,是亘古不变的,相信未来也不会改变。保留的应该是本质,而不是形式,但仅凭空间的力量是远远不能完成的。

 

有人说,要不要保留古都风貌,我说那要看那里人民生活的状态。人家的宗教在,生活方式在,对寺庙的香火在,为什么不保留呢?至于做几个水泥建筑,放心,在有宗教的地方,水泥建筑也有灵魂。问题是,我们往往是拆了真的,建假的,还打着保护老城的旗号。我们不要老在形象上想问题,多想想生活的基本方式,想想我们能从祖先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上获得新的启示,像卒姆托那样,既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启用最古老的匠作,比作个什么斗拱有意义多了。

 

城市的旧区,说来就是在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活下去的,一个城市的老城与老建筑包括旧房子不是不能拆,而是拆了之后,你干了什么?如果拆了之后,新建筑比老建筑还要差劲,那这个更新就太令人惭愧了。此外,是怎样的一种更新?声势浩大、天翻地覆还是似皮肤更新般微小细腻?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成为了化石,永远都不拆、不建,只是大拆大建多数是痛楚和有问题的。

 

而城市的保旧与更新,都不该是单向的力量,都需要代言人,因为这确实和集体记忆有关,一个城市是选择更新还是选择集体保留某个片区,说来这并不是上面人的事情,而是地方上人的事情。

 

 

在做建筑设计或者城市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着基地或城市内部的自然属性与生活状态,这就是城市的日常性。城市的日常性与建筑的日常性非常相似,只是我们关注的范围更广,人的群属更多、更杂。阿尔伯蒂当初在写《论建筑》时,把基地说成AREA,我认为他包涵了两层基地的含义,一个是红线划定的区域,另一则是你站在未来你的建筑的屋顶上所能看到的地方都是你的基地。在我们以往的基地调研里,往往只是几天,最多一周,我们对于基地的认知往往只有意向性的、演练性的。而真实的生活里,我们对于某个基地的深入感悟,特别是感悟它的很多秘密和好处,尤其是一座城市,起码需要一个自然周期,即四季。比如风,风不去的地方,如果有沼泽,那就是蚊蝇滋生的地方;风使劲儿刮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大风口,经常掀你的屋顶。我们要倾听城市的声音,不能只关注当下的利益而伤害祖先和未来的利益,我们要倾听城市的声音,往往包含着土地的自然生命史(比如河流)。计成在《园冶》中表示相地就是首先端详出一块基地的“性格”和“面相”来,然后根据现有的性格去因地制宜。但我们现在面对城市所做的,往往多是上来就把河填了,弄成了马路,也许未来我们又会开始反问:为什么我们当初把农田都毁了?哪里的地,又适合种怎样的植被?

 

因此我认为应从内部去了解一个或者多个过程,人类有很多习惯同农耕文明有关,广东人喜欢喝早茶,这件不能不说是一种乡村时代生活在热带地域的农民的起居状态,在现代都市生活节奏中的一种延续。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早起”这个习惯的动作上,将之固化,而应探究为何早起。

 

老师还讲起过一个例子,他去乡下碰到一个农民出身的出租车司机,在去开发区的路上他讲起这块地以前是种什么的,为什么是粳地,因为它靠近碱性的河流和滩涂;那里又是种什么的,为何某种树木只适合这个高度。一路上,他说了很多,到达目的地之后,他说,规划一来,就把最好的地给占了,见了政府大楼,可惜啊。

 

在这个例子中,哪个建筑师敢说,那个农民对家乡土地的了解就不如你?那么是什么让这些农民对于土地的知识基本作废了呢?我们如今讨论的是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于是乡村文明那点事儿,在“城市”二字面前全部作废。二是建筑师对土地的自然属性基本无知,而另一些建筑师——比如西扎则历来强调连设计的概念和构思都要针对基地中的重要生命体征出发,比如老房子作为见证人,比如一棵树,比如古老的街道。卒姆托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建筑师不再抱着去改造特殊的心态去设计建筑或城市了,而是要把基地的日常性的自身的光彩,转化为设计的神采。

 

而在具体的设计中,有很多人一上来就谈“地域文化设计”,以中国传统建筑意象、中国建筑形制或是苏州民居传统为出发点,转译成另一种高级建筑文化,完成一场从高级文化到高级文化的翻译,他们更关心的是建筑的屋顶是否体现古典情怀?圆的屋面会否代表天人合一……类似新天地那种布景营造般的建筑作品。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地静下来去调研,像费先生一样(在《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开篇上来讲的,都是局地的气候、节气与农业生产的活动类型,与农民节日有关的周期关系)落到城市或农村的日常性之中去?建筑师在关注从土地到建筑的过程中,最最容易忽视的,正是土地对于日常生活状态和这种不断演化的人的节奏的影响,与相互的互动。

 

最后,记录一下巴塞罗那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沿着一条河——形成了“世界”,慢慢地,河岸有了集市,然后为了防御建造了城墙,随后为了城市发展,城墙被拆,修了公路,然后城市继续扩张,公路被拆,变成了合并之后城市的主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