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5)

先回顾一段“佛教建筑”的历史:

佛教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现存的很多古代建筑,很大一部分是佛教建筑,而佛教建筑的最初起源则是塔,因为“塔”即代表了佛。

一、关于佛塔、佛像

佛教最初形成于印度,而后并非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而是经由中亚地区再传入中国新疆,继而传入中国内地。在大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帝彼时东征至波斯、伊朗高原,一直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西侧、帕米尔高原西侧),彼时之北印度、中亚(即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白沙瓦)皆被占领,成为希腊之殖民地,从而为这些地区带来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也产生了对佛教的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后来的佛教建筑有那么多希腊的元素,因为佛教并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到中国,而是经过中亚的希腊殖民地进入中国。当年,伊东忠太在日本的佛教建筑中看到了希腊、罗马、波斯的因素,好奇为何日本建筑中有希腊、波斯的元素,于是他寻找到朝鲜,再到中国大陆,找到敦煌发现敦煌石窟,最后发现其实是因为佛教在中亚受到希腊化影响,随后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到日本。

佛教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有很大关系,由印度传至中亚后,它是沿着丝绸之路传至中国新疆的克孜尔地区(今库车、阿克苏地区),再于南北朝时期传至敦煌,于北朝传至云冈。在丝绸之路这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可以聚焦到一个点上——“健陀罗建筑”(Gandhara)。中国的佛教建筑是“健陀罗建筑”,也就是希腊殖民地佛教的艺术——大乘佛教的艺术。

佛塔是远早于佛像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小乘佛教中,是不可以做偶像、不能做人、不能做动物的,直至后期才慢慢出现;而到了大乘佛教(公元前一世纪形成,公元一世纪传播开)时期,才出现了佛像,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早期小乘佛教时期,有佛塔而没有佛像。而彼时所谓的佛塔,就是一个“馒头状”的东西(随后发展为一个穹窿dome),上面加一个塔叉(伞盖),在这个“馒头状”的东西里面埋的是佛骨,即舍利(也就是代表佛)。而伞盖则是代表着佛之尊贵。

在印度,尤其是西北印度,可以看到很多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东西,后来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当地早期的佛塔,即是上述土包状外加一个伞盖,此外,外面还有一个印度式牌楼门,围绕着塔还有一圈围起来的围绕塔的路径/空间,供信徒绕旋礼拜。因为“塔”就代表着“佛”,本质上是一个代表佛的标志物,人们绕着它顺时针转,而“旋塔”也就代表着“旋佛”。

之后,在印度曼陀罗(Mandala)图形(印度关于宇宙的图形)的基础上,顶上加上stupa(窣堵坡,即前述“馒头包”),则逐渐形成了“健陀罗”的楼阁式,也就是塔的中期发展形态。而印度的“塔”经巴基斯坦等中亚地区传入中国到达新疆后,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用各地材料做的不同形状的塔,但总体来说,都有一个用发券的方式做成的穹窿状空间。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塔代表着佛,而在塔中,又是塔叉才真正代表佛。因此,在整个stupa的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塔叉。因为可以有一个塔叉,而没有下面那个“土包”,这个塔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不能只有土包没有塔叉,因为“塔叉”才是最终代表着佛。

而进入到中国以后,健陀罗式的楼阁式塔,则演变成中国式的楼阁加上塔叉,即在中国的楼阁上加了一个塔叉。所以中亚的那种“台体”的圆包包的样式,变成了中国式楼阁式塔,虽然外形相差很大,但是意义是完全一样的——依旧是“塔叉”代表着佛,代表着宇宙,代表着很多佛教教义里的含义。我们判定一个佛塔的时候就是看它有没有塔叉。特别地,日本的塔一直在坚持“塔叉”的重要性,日本的楼阁式塔是不上人的,人不登临可以,但是那个塔叉是不能缺少的;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塔变得非常世俗化,因为中国的楼阁是需要登临的,是为了观景的,佛的象征是次要的,所以塔叉在楼顶,相对非常次要,塔整体上主要为人们观景服务,而日本的塔叉则是整个塔的最重要最显著的部分。

塔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定要可以旋塔礼拜,所以,塔一定要有一个塔心柱,可以用来旋转着拜,随着发展,到后来没有塔心柱了,就将佛像置于其中。这与后来的金厢斗底槽平面(内外两圈柱,之间的空间可以理解为一个旋佛的空间)是有关的,它也是一个旋佛的空间。而所有的这些可以绕旋礼拜的空间,也都有一个名字,叫“支提”(梵文:Caitya)。

除了楼阁式塔(如大雁塔),还有一种塔是密檐塔(如嵩岳寺塔)。一说密檐塔和印度教的塔庙(Sikhara希诃罗神殿)有关,因为密檐塔此前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推测一定是从外传入的。密檐塔的特点就是中空、叠涩,剖面是抛物线状的(叠涩的方式构成的剖面都是抛物线状的)。所以严格的说,其密檐是装饰性的,本质上是一栋单层塔,这是与楼阁式塔的最大区别。

关于塔的形制,唐朝的塔基本上是四边形的,而唐之后才慢慢变成多边形(但嵩岳寺塔早于唐朝却是八边形(关于嵩岳寺塔的年代,有争议,一说北魏,一说唐朝。后取其砖作热式光实验,测得一部分砖来自北魏且多来自底部,一部分来自唐朝,还有一部分来自明朝,多来自顶部,由于顶部受地震影响,后修复所用砖,因此判断应为北魏初建,属八边形孤例))。至于为何形制有变化,是否因为抗震导致方形形制被淘汰,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尚有待商榷。

如前所述,佛像是在大乘佛教时期才形成的,而其形象也受到了中亚希腊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在传至中亚地区时,变成了类似阿波罗神像的样子。而菩萨进入中国后也产生了变化,进入中国前观音菩萨是一个大胡子,而进入中国后就演变成了一个贵妇人形象。不但菩萨变成了女性(或者中性化),释迦牟尼的佛本尊形象进入中国后也逐渐女性化、中性化。

二、关于佛寺

佛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佛在树下讲经”的场景,随后逐渐发展为僧伽蓝Samgharama——即佛寺。佛寺里面有三宝,即“佛”、“法”、“僧”:

“佛”其实就是Buddha,或称“浮屠”、“浮图”、“stupa”,其实就是指的佛塔。事实上,它也称Chaitya(支提),即指围绕着塔旋佛礼拜的空间。所以,塔就是佛的“非人形化”,而佛像则是佛的“人形化”,二者是等价的;

“法”指的是“法堂”、“讲经堂”、“Vihara”;

“僧”指的是“僧舍”。

一个完整的寺院,一定要包括上述三个部分。并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塔院”,中间立一座塔,周围围着一圈小的房子。早期的时候,“塔院”才是一座寺院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传入中国的寺中,最早的是洛阳的白马寺,其实就是一个四方塔院,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佛寺,而是只有其中最重要的“塔院”的那部分。

而佛寺的内部空间与彼时的其他中国建筑空间也是大为不同的。一进佛寺,无论在外部空间还是内部空间,都可以看到佛本尊是坐北朝南的,佛是坐在轴线中间的,僧众们则是坐在轴线之两侧,两侧的僧众们相向而坐互相讨论、争论(这可以追溯到那棵菩提树下讲经的形象);而在中国的传统殿堂空间中,彼时仍然坚持的是偶数开间,空间秩序大多是坐西朝东的,以西为贵,主人坐在西侧而客人坐在东侧。而后佛教影响了中国的建筑(主要从影响皇室开始),导致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国建筑逐渐放弃了东西朝向和偶数开间形制,变成了南北朝向,贵者(如皇上)坐轴线中间,开间也变成了奇数。

回溯中国佛寺的轨迹,最开始就是塔院(以塔为中心),所谓的僧伽蓝其实就是一个塔,周围围着一圈房子。随后,“塔”和“殿”并重,因为塔是代表非形象化的“佛”,但是还有一个形象化的“佛”——即佛像,需要有一个空间供奉,于是人们就开始增加了佛殿空间,再后来觉得佛殿还不够,又习得了印度的“法堂”、“讲经堂”。因此,佛三宝是慢慢形成的,而不是一次成形的。所以在中国,寺院则是由“以塔为中心”慢慢变成了“以佛殿为中心”。这种逐渐变化也来自一些其他的原因,古时中国的寺院,大部分是有钱人捐出来的,将自己的住宅捐出来做佛寺。所以这也解释了中国佛寺为何类似住宅或者宫廷(因为皇帝也会捐献离宫作佛寺),这在古时叫“舍宅为寺”。而中国人很少以一个“塔”或者一个“楼阁”去作为中心组成一组建筑,唐朝以后,很少再有以“塔”为中心的寺院。所以这也可以看出佛教(佛寺)的中国化,就是“塔”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日本现今仍然有这样的形制)。

 

 

是日农历七月十五,亦为“中元节”,即民间俗称之“鬼节”,心念着很久没有上山走走,便独自登上梧桐山再访弘法。

 

回头一想,在深圳的时间不算长亦不短,而去得最多的一个地方竟然是弘法寺。倒不是因为多虔诚于佛法,多是因缘巧合。弘法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国内1949年建国以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如果按年代来算,压根儿算不上什么古刹,但是这似乎丝毫不影响它在众人心中的地位,其香火之旺,可与珠三角的任何一间寺庙相媲美。单看建筑,尽管可以看到建筑师无处不在努力让它显得延续古时的工艺、做法和空间,但是仍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并没有想表现的那么“老”。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在这里建筑又回到了建筑的本质,仅仅是一处遮风避雨的场所罢,即便这里再新或旧,再没有气魄,再简陋,只要那几尊佛像仍在,只要僧众们还在,它便代表着佛法,它便是人们纷至沓来的理由。所以,让我们谈谈“佛”、“法”、“僧”。

 

故事应当从当年同济一位极为知名的建筑史教授开始说起。本科阶段时至今日仍然印象深刻的仍然是常青教授的中国建筑史课程。教授那门课的时候,是需要各个班长到教室门口凭学生卡认领本班同学的,为了尽量保证必修课学生有座位而不至于满堂皆被旁听生“占座”。这也间接地令学生们深知这门课之受欢迎程度从而打起精神听课。时过境迁,记得尤为清楚的是他当年说过的一段关于佛教建筑的历史,从佛塔与佛像的来源,到佛教如何传入中国,再到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中国化”及佛教建筑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深刻影响,再到佛寺里,“佛”、“法”、“僧”之间的关系,娓娓道来,极为精彩,于是便有了前面的那段回顾(晚上回来听录音看PPT手打)。

 

纵然对佛教的历史颇有兴趣,但彼时对于佛教仍限于粗略了解历史,尚未思考其对于人的意义。直至后来,因缘巧合之下去了很多各地寺庙,才渐渐地在回想,我去那里究竟是为了什么、做了什么。

 

坦诚地说,我几乎从来都不会求菩萨求佛祖保全家平安、保财运亨通,因为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设身处地地想,即便我是佛祖,我也不会屑于理睬这类贪婪自私与无知的请求。那么如果不是求这些,我又该和菩萨和佛祖说一些什么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并没有任何标准答案。而于我,每次跪在佛祖面前时,都感觉是拜在一位精神上和智慧上的“巨人”面前,这位“巨人”无私、无畏,有着远超于人类社会的大智慧,它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利而误导我,它看尽了千万年的历史变换,它亦有着一颗慈济苍生的心。于是,我把它逐渐当成了一位住在我心中,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导师。我问它所有困惑我的问题,我也恳请它能够引导我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去追随它的理想——改造社会,造福苍生;恳请它能够告诉我如何才能放下心中的“小我”;恳请它宽恕我的罪恶,给我多些时间,用追随它的理想之行动来弥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问出了心中的问题,你也逐渐得到了自己心中的答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会感觉到无论你与周围的人在学识上、能力上、财富上有多大区别,当放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与更广的历史舞台上来看时,真的只不过皆为沧海一粟,并无不同。相同的是,我们在这位“精神伟人”面前,都是自私的,都是易于受蛊惑的,都是渺小的。

 

也曾偶遇弘法寺经堂念经,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参加。虽然很多经文看不懂,但也丝毫不影响人在那种场景中的自省,在那样的时刻,人会不自觉地静下心来,跟随着口中的经文,反思自己过往的错误,思辨和坚定自己的理想追求,以及思考究竟如何去克服那些生来具有的弱点,实现自己最初的理想。弘法寺主持在墙上写了一句话:你们拜山是为了什么?山其实是不需要你们拜的。而我想,“经”也是不需要我们念的,佛祖并不需要我们念经来取它欢喜,“经”更是念给自己听的,是大智慧的人流下与我们交流的通道。

 

曾经一度以为宗教不过是一些人为幻想的自我安慰的东西,只是一些无能为力的人寻找慰藉的地方。可如今,我深刻地意识到宗教或者说信仰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对于有的人,它们是对痛苦命运终结的美好愿景,是对平安富贵的寄托追求;而对另一部分人,它们则可以成为帮助其认清自我、修正自我、放下自我的导师,它们也可以成为和心中的那位“佛祖”对话的地方。

 

所以我不再认为宗教与科学是违背的,它比其他科学更应该是一门科学,只有它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放下自我,在这短暂的一世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完成好我们该完成的任务,如何去做一个于历史有意义的人。但我并不认同这等于丧失自我地去“迷信”某个神,所有困难都求助于某个神,完全丧失自己的主观能动力。我尝试着写的说的,是用一种“唯物化”方式,去建立一种逻辑,去理解佛教或者其他宗教能够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启发,从而支撑我们去做好每一件事、做一个有意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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